近年来国际上的“无条件基本收入”讨论，与芬兰的实验之间存在着不小的鸿沟。芬兰实验的终极目的是更多的税收收入，而“无条件基本收入”的终极理念则是希望人们能够拥有更多的自由。
“无条件基本收入”（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或Universal Basic Income，简称UBI）是一个兴起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欧洲的概念，但它的思想源头其实可追溯至更早的中世纪。相比于与收入水平挂钩的、“有条件”的社会福利，它提倡国家为公民提供“无条件的”基本收入——不论贫富、年龄、性别、健康与否，全体公民均一致享有同等数额的基本收入。过去，它一直被认为是乌托邦式的构想；随着发达国家纷纷面临后工业转型，劳动者的工作形态也将发生巨大改变，“无条件基本收入”作为在社会保障层面应对自动化时代的方案被再度提及。在硅谷，马斯克、扎克伯格等科技领袖多次为UBI背书；在欧洲，“无条件基本收入”已经进入多个党派的纲领，并在瑞士引发了公投、在芬兰上马了实验；在印度，“无条件基本收入”实现了它在发展中国家的第一次落地。在这个系列报道中，从思想奠基人到政策制定者再到实验参与者，我们尝试为你呈现这一浪潮的不同侧面。
尤哈（Juha Järvinen）一家，居住在芬兰西部小镇Kurikka近郊的一湾森林里。这里邻近北极圈，在天亮得很晚的冬日清晨，尤哈也会很早起身，为刚值完夜班的护士妻子烧一顿简实的早饭，然后叫醒熟睡的六个孩子、再把其中五个送上学校巴士。待妻子睡下，尤哈便捎上未满学龄的小儿子，钻到院子另一头的工作室里呆上一整天。那个小天地里活跃着他的艺术细胞和手工天分。在与我们见面的前一周，他刚以近千美元的价格售出了一只自制的萨满木鼓。他还从Airbnb的模式中获得灵感，正考虑把工作室扩展成一个专供艺术家们旅居创作的地方，并取名为“Artbnb”。
“两年以前，我还无法想象这一切。”尤哈告诉记者，一边把柴火塞到烧得正旺的壁炉里，“无条件的基本收入让我重新变成了一个自由的人。”
38岁的尤哈是一位独立艺术创作者，也是一位长达六年的失业金领取者。和很多长期失业者一样，他在一段不短的时间里身陷“高福利的贫穷陷阱”——福利国家的制度设计规定了政府补贴要与个人收入挂钩，劳动收入增加时补贴会相应下降、而劳动所得又需课税，于是导致了有些低收入者“工作后还不如靠补贴生活”的怪象。大量劳动人口因此不愿进入就业市场、而是长期单纯靠政府救济生活。北欧几国均受此困扰，在芬兰，这个数字是17.5万人，占总劳动人口的10%。
在“渴望重新开始工作”和“担忧工作后福利减少”之间徘徊了多年的尤哈，感觉自己像是一只“困兽”。转机出现在2016年11月，一封从赫尔辛基寄来的信打破了这种进退两难。芬兰政府决定开展一项为期两年的“无条件基本收入”（ 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简称UBI）实验，从17.5万长期失业者中随机抽取2000人，每月无条件发放560欧元（约4400元人民币），检测是否会提高劳动参与率。尤哈，就是被选中的2000人之一。
从2017年1月开始，尤哈便拥有了一个更为人所知的身份：芬兰UBI实验的被试者。芬兰是第一个开始此项实验的欧洲国家，过去一年里，抱着对UBI的兴趣而登门的国内外媒体络绎不绝。大家隐隐感到，尤哈作为“小白鼠”参与的这个社会实验，很有可能将重塑整个西方的未来。
推入台前：芬兰缘何首个落地？
国家无条件给公民发钱，长久以来都被认为是一种社会主义式的乌托邦构想。反对者批评它违反常识：理念层面，如果不管工作与否都能享受同样的收入，这不仅有违公平、也将给“懒人们”提供更多不劳而获的激励；实践层面，“全民皆有”的设计可能产生比现有福利制度高得多的账单，钱从哪来仍未看到令人信服的答案。而支持者则坚称，现代社会中已经存在大量没有工资但极其重要的工作（如家庭主妇），收入本就不是衡量贡献的唯一标准；更何况，即将到来的自动化时代很有可能会取代掉大部分现有工作，社会保障层面该如何应对，UBI是目前可见的最好方式。
时间：2018-0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