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对英国工业革命的研究，倾向于聚焦已成定论的几个因素。近来读到英国学者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著作《工业与帝国》，颇有感慨。这本书突破既有解释框架，全面分析支撑英国率先工业化的适宜条件，值得今天的学者认真思考。
霍布斯鲍姆认为，英国率先走上工业化道路，除了自然地理条件，还有经济、社会和政治条件。工业革命前夕，英国经济和社会已经实现了商品化，形成以伦敦为中心的全国性统一市场，乡村工业化也相当蓬勃，土地所有权较为集中，海外市场得以开辟，王权从属于议会的制度框架业已形成，人口开始大幅增长，社会生活自由宽容，贵族资产阶级化，等等。概括来说，工业革命的生长点，如原料、市场、劳动力、金融、相关产业、辅助产业、交通运输、人文素质、社会风气等各种因素相继孵化与催生。霍布斯鲍姆指出，所有这些要素彼此关联、相互促进，至少积累了两个世纪的发展基础。由此，他强调：“没有其他哪个国家像英国这样为工业革命作好了充分准备。”
在本书中，霍布斯鲍姆还有一个重要观点，即政府在现代化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现在知道，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是推动现代化进程的两根有力杠杆。二者之间能否良性互动，是各国现代化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以往的现代化研究对代表市场和自由经济的社会作用强调得较多，而对国家政权本身的作用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相对薄弱。这是以西方现代化模式为范本研究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不可避免的弊病之一。
但是，对人们通常以为英国的现代化是“在放任自流中走向成功的典范”，霍布斯鲍姆却明确肯定了政府的作用。他认为，英国历史上最接近放任自流的时候仅有19世纪中期，即1873年前这一短暂片段。在此之前和之后的长期历史中，英国执行的都是积极有为的干预政策，并集中体现于其源远流长的重商主义传统之中。“即使有人曾以为资本主义是个自我调节的体系，他们也同时相信，需要为该体系的运作创造并维持必要的条件。”由此推之，“真要说19世纪中期某种放任自流一度流行，那也是因为此前的政府干预早已打下了足够的基础，特别是因为英国相对于其他国家此时已拥有无可挑战的竞争力”。霍布斯鲍姆确信，“只有如此幸运的工业强国才敢于放任自流，才会不相信逻辑和计划”。
这一时期，李嘉图思想成为英国政治经济学主流。这不仅因为李嘉图的演绎和模型分析逻辑严谨、极具说服力，更重要的是自由放任的政策主张契合了当时正处于上升期的工业资产阶级利益和英国在世界市场的霸权地位。可一旦这种美好淡出，到19世纪70年代英国不再享有工业垄断优势，放任自流随即退出历史舞台。此后的英国大举国有化，直到上世纪80年代。
历史经验表明，现代化的发展，最重要的是适应新的社会发展需要，调整和完善一系列制度。因此，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剧变，要求现代政治不仅要具有一种能产生和容纳频繁变革的持久性能力，而且更需要具备有效调控各种社会问题的能力。英国的现代化，被一些人认为是“某种有机成长的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存在落后国现代化中寻常可见的断裂风险”。但霍布斯鲍姆指出，革命的风险在英国同样奇高无比。
在崭新的工业化社会面前，新旧调适的问题层出不穷。一旦出现社会制度破旧而又未及立新之时，对社会问题的处理难免僵硬，甚至出现丧失容纳新因素和处理新问题的能力。19世纪上半叶，劳工生活十分困顿，“一浪接一浪的动荡”令劳工革命一触即发，大有终结工业资本主义之势。为改变现状，英国并未墨守成规，而是进行了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多重变革。
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中国学术界乃至舆论界存在一些争议。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那些市场本位者如果静下心来认真审视经济史上发生的一切，应该可以获取一种更为理性、中肯的思想。事实上，政府和市场、国家与社会，理应是一种动态的平衡关系。针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情势，采取不同的经济政策与管理手段，才是不变的管控之道。
总之，《工业与帝国》将1750年以来的英国工业化这一历史画卷呈现在人们眼前，打通近代和现代历史以作比较和连贯的研究，细致重建了英国工业化的诸多面相，进而考察了这些复杂面相对世界历史整体发展的影响。霍布斯鲍姆的这些分析，为我们带来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对英国工业革命的见解和深思。
时间：2017-07-18